朱光亚:“科技众帅之帅”

2017-10-11

这是一项具有国际特色的光荣奖项:时为2004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一致决定,批准将中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号为10388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意在表彰80岁的中国科学家朱光亚对自己祖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为原子能尖端科技伟业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2011226日,87岁的科学巨星朱光亚停止了思考,满载传奇和荣耀的一生从此画上句号。而在浩瀚的宇宙中,那颗“朱光亚星”,将永久绽放光芒。他成就卓著而又宁静淡泊的一生,也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允公允能  求学探索

19241225日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幼年时,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到汉口。1931年起,他先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夏,在侵华日军逼近武汉之际,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迁到四川境内,抗日战争时期,朱光亚就读于名校重庆南开中学,深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以及读书不忘抗日救国校风的陶冶,养成了一颗热爱祖国、信奉真理、追求进步、善于学习的赤子之心。

中学时代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1年高中毕业,17岁的朱光亚报考西南联合大学上了物理系。大学时期,他扎实的理论知识,出色的研究能力,严谨稳健的学风,深受吴大猷等老师们的赏识。在西南联合大学,校歌里“中兴业,须人杰”的歌词也深深地激励着朱光亚,促使他树立为国家中兴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1946年初,朱光亚、李政道等5位青年人在当时国民政府研制原子弹的期望下,坐美国的军舰从上海出发赴美深造。而他们刚到美国不久就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去了美国密歇根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几年后,26岁的朱光亚以全A的成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李政道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蒋介石派的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新中国成立没多久,身在海外的朱光亚热血沸腾地期盼着回到祖国。1950年初,他联合51名旅美留学生,起草了著名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

爱国之情,始终是朱光亚的精神动力源泉。19502月底,朱光亚取道香港回到祖国,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朱光亚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国内较早介绍相关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朱光亚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

1952年春,由于曾在美国生活过,朱光亚被选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秘书处当了一名翻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1952年底,由于美方拖延谈判,他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新建的物理系任教。年轻有为的朱光亚胸怀壮志,投入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的创建事业中,由普通教师成长为物理系教研室主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创建伊始,朱光亚就引导教师开展学术研究,进行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聆听过朱光亚讲课的人都记忆犹新,他讲课思路明晰,条理性强,概念透彻,鞭辟入里,板书工整飘洒,成为教师的楷模。朱光亚在理论课讲授中还运用演示实验教学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1955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一年,朱光亚被召唤回北京大学,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历任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今技术物理系)副主任。

1957年春,朱光亚调任核工业部(后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二研究室副主任,参与创建核工业。从核武器研究所创业开始,朱光亚就担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组织和领导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计划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期间,他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开展了核物理试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技领导人,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成果累累。1962年,他主持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以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对争取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还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410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由于走错了路,朱光亚一行人还没有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朱光亚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不禁潸然泪下。

朱光亚这辈子喝酒只醉过一次,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晚上。研究原子弹的10年间,朱光亚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回北京几天也是汇报工作。

1972年后,李政道每年回到祖国都能见到朱光亚,但朱光亚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从来只字不提。李政道也是从公开的资料中,才知道好友朱光亚在这个研制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家团队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支科学家团队之所以“了不起”,既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因为这个团队整体效率很高,整体创造力发挥得特别好。

对这位“莫逆之交”,李政道评价说:他十分精心地组织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黄祖洽、陆祖荫等成千上万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两弹”研制,他在“两弹”的研制中是“科技众帅之帅”……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曾称赞朱光亚“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称赞朱光亚“深思熟虑,把握航道”,上级领导则说朱光亚是“杰出的科技帅才”。

回顾往事,朱光亚却屡次提到:核武器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所有的一切荣誉都是集体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代表。

 

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

   “他将科学的态度投入教学工作。尽管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但实际上,他做的所有事都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都讲究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和对待。”朱光亚的学生宋家树说。

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认真。所有和他共事过的人,都对他批阅文件的风格深有感触。他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

在日常生活中,朱光亚做事也像做物理实验一样认真严谨。他为他的每个衣服箱子都建立了登记卡片,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军装还是便装,一目了然,找东西从来不会手忙脚乱。

200512月,朱光亚正式退休了。虽然退休了,但他的思想却一直没有退休。几年来,除非生病住院,他每天上午还要去办公室转一转,看看文件。他的警卫干事说:“首长一到办公室就特别精神,从来不打瞌睡。每天离开办公室以前,他都会把办公桌上的文件和书籍摆放整齐,将茶杯里的剩茶水倒掉,把茶杯洗干净。”

与深厚的学识、显赫的声望和巨大的成就相比,朱光亚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是他谦厚儒雅、低调做人的为人品格。

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整整跟随了他近40年的时光。他爱骑车不爱坐专车,家人也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偶尔有急事借用一下,朱光亚都会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他为家人付费。

为推进科学事业传播不遗余力

19706月,年近六旬的朱光亚穿上军装,成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时,朱光亚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目光始终盯着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他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密切注意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在负责核技术研究工作的同时,他参与组织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筹建、核燃料的生产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为核能技术的和平利用和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后称院士)。

80年代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成功,他都作出了非同寻常的重大贡献。1985年,他荣获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又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然而,朱光亚的功劳不仅仅在“两弹一星”的功勋中,他还被国防科技领域的同行们誉为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这些都是朱光亚担任过甚至有一段时间身兼数职的工作职务。

1994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举行大会选举,在审读朱光亚的简短履历时,全国政协委员们都被深深震动,96%的委员同意增选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时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曾有一番评价,朱光亚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他参加了包括《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内的新中国历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1970年后的30多年里,他一直负责领导我国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处于高层科技决策的中心,潜心探索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发展之路……

当科协主席时,朱光亚一直强调科协是人民团体,是科技工作者之家,要避免行政化倾向。要让来办事的知识分子有回家的感觉。

为呼吁全社会尊重科学,重视科学知识普及,在中国科协的5年,也许是他一生中发表公开讲话最多的一个时期。

曾在朱光亚身边工作10年的秘书陈建平说,1994年中国工程院创建,朱光亚担任首任院长。当时他曾多次推托,并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但还是被确定为院长人选,并在当年6月的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上,全票当 选为首任院长。

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其中朱光亚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他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回忆史料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不谈自己。朱光亚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在文章中,他特别提到的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何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技专家的功勋。199610月,朱光亚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100万元港币奖金。颁奖当天,他就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全部奖金捐助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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